由此扩展开来，才可实现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道德秩序。

故而他说：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在他们的论述中，述及书院的若干基本属性：虽说是民间教育机构，但其修建尤其缉修则实有官方主导的背景。

这应试对时人在书院研习儒家圣学，是否会影响科举考试，或者说对科举考试有害的疑问的回答。但是，就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的名书院看来，它们有的是民间初创，有的在其肇端就有官方背景。[18]诸公长者为谁，没有明确，这是典型的说史文风。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11]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知州潘畤曾复书院：部使者东阳潘侯畤德鄜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

这也是国家、政府官员建书院的初心：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缉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在没有受到虚伪干扰的前提下，作为本体的道心自然地表现出来：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但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还显得比较零星，缺乏系统性。

资本与市场相互联系，其影响似乎无处不在，从知识、信息到权力等。人创造的技术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人类本身，这在实质上表现为技术的异化。哲学历史本身是哲学理论的一种延续，而哲学理论又以哲学历史的发展作为前提，这两者在历史上总是相融、交织在一起。同时，从早期开始，道家就对机心表现出某种警觉，庄子便强调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不断生成的哲学理论在哲学历史长河中逐渐凝结为既成的形态，这在广义上表现为哲学的史和思之间的相互作用。按儒家的理解，社会的等级与道德关系不能等而同之。

力命之辩在理论上所指向的，是人的自由和外在必然的关系，从哲学的视域看，其中包含必然偶然自由等哲学范畴。哲学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特点不会随着哲学的世界化趋向而改变。这里的机事可以视为广义的技术性活动。从历史层面看，中西哲学的相遇，对深化关于以往中国哲学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

就贤士而言，其人格的力量则在于不迎合或屈从于外在的势、位，而以道的认同消解势、位对人的压抑(乐道而忘势)。从哲学的层面回应以上问题，中国哲学无疑不可忽视：中国哲学的诸种观念为应对以上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正是这种新的理论参照，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对以往经典的理解呈现新的视野，并进而从这些经典本身中读出新的意义。这一事实表明：不能仅仅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种既成的形态来对待，而是应同时关注中国哲学在今天的生成和延续，具体表现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

如何将技术的发展引向合理的价值方向，避免技术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消极后果，构成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又一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生成过程的延续，今天的哲学思考和建构同样与所处的时代无法分离。

就权力与人的关系而言，权力的作用之一在于通过社会控制以担保社会秩序，然而，权力如果不适当地发展，其控制之维往往会压倒秩序的方面，并由此形成所谓权力的傲慢。中国哲学以往的历史是这样衍化的，今天延续中国哲学的以上衍化过程，依然需要基于以上视域。

如果追溯得更早一点，则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传教士已经把西方的一些思想带入中国。西方思想真正系统地引入、中西哲学实质性地相遇，主要是在19世纪之后。一方面，如书名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四书章句集注》是对以往经典的注解，其中包括对历史中既成理论系统的理解以及对历史上各家注疏的吸纳、消化和回应。众所周知，先秦时期，中国哲学的萌发和发展便与那个时代的变革，包括礼法之争，紧密相关。哲学思想发展既需要基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也离不开多元的思想资源。与之相关的是个体自主性的被抑制，后者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见的现象。

所谓既成性，主要涉及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已取得或已经完成的形态，今天经常讨论的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等，都呈现为在历史上的既成形态。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等的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系统现在固然被视为历史对象，但这些思想系统最初乃是作为理论形态而呈现，这样的理论生成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没有中断过：在前面提到的两汉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中，中国哲学都以新的理论形态出现，尽管这种建构通常通过解释以往哲学的方式展示出来，但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创造性的思想。

中国近代在理论上形成独特体系的哲学家的共同特点，都在于以比较开放的视野运用多元的哲学智慧。中国哲学的这一建构过程，始终包含着史和思、既成性和生成性之间的互动和交融。

如果说儒家以仁道为基本价值原则，那么，道家则首先突出自然原则。传统的中国思想史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进路，从现实的研究过程看，在考察以往思想学术之时，这两种进路并非截然分离，而是相互联系的。

以中国哲学的以上品格为背景，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需要有两种视野，即哲学家的视野和历史学家的视野。可以看到，就本源的意义而言，中国哲学包含着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从更广的意义看，不仅中国哲学对以往历史的理解需要以西方哲学作为自身的参照背景，而且西方哲学对它自身传统更深沉的理解也需要以其他哲学传统(包括中国哲学)为理论参照。与中国哲学的这二重性相关联，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也关乎认同和承认两个层面。

就西方学界的现实状况而言，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目前主要在东亚系、宗教系、历史系的汉学家们那里论说，而没有能够真正进入专业的哲学之域，更没有参与西方主流哲学的创造或构建过程。但是从实质的方面来说，中国哲学一开始便表现出与广义哲学一致的理论关切。

资本膨胀的结果之一是人本身的商品化以及对金钱的崇拜，后者导致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中国传统哲学与时代问题的以上关联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古老而常新的思想魅力，而且对于思考和回应时代的现实问题也有多方面启示意义。

今天回溯中国哲学的历史，面临类似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既应认真对待以往的哲学，深入地思考和消化，又要以此为前提，进行创造性的、新的哲学思考。

不过，可以相信，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中西哲学互动的进一步发展，以上现象将会逐渐发生变化。从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到人工智能，技术对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凸显。从社会等级看，人与人之间固然有上下尊卑之分，但从道德上看，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自我完善，亦即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就宋明时期而言，此时思想家对以往经典的理解发生了比较多的变化。

同样，完全否定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则意味着未能承认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特魅力，这也是自信阙如的表现。以上观念的内在之旨是反对人的物化，后者构成了道家思想的重要方面。

在解释中国哲学中命这一概念时，如果完全忽略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内涵，那么这一概念就会显得玄之又玄、不可捉摸。任何一种理论建构都不可能从无开始，在哲学领域中尤其如此。

从实质内涵来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与智慧的追求具有相通性，两者都不限于特定的、经验性的视域，而是趋向于跨越经验的界限，从总体上去理解这个世界。与之相联系，如果研究者缺乏一定的理论视野，那么，对哲学系统内在理论意义的理解就会受到限制。